这种房子据说只有老普陀才知道！
1953年，在沪西、沪东和沪南的工厂区附近一批工人住宅拔地而起，共计2000个单元，每单元可住10户，10万工人的居住困难得以解决。从此，上海人的字典里多了一个新的语词：二万户。这个曾经令无数上海产业工人为之欢欣鼓舞的名词不仅开启了申城工人新村建设的新时代，更是浓缩了两三代上海人居住生态。
伴随上海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旧房改造力度的不断加强，“二万户”已逐渐远离上海人的生活。但与“二万户”有关的那段往事却化作城市记忆的一部分，令每一个亲历者难以忘怀，也让后来者为之感慨。
一个普通工人的窘迫
1952年8月15日晚，入夜后的申城依旧暑气逼人。随着夜色渐浓，许多人收起竹椅板凳，回家睡觉去了。然而，沪西某处的工人聚居区里，新华橡胶厂的女工顾巧娣却仍与丈夫坐在屋外。劳作了一天的他们并非是在享受夏夜的浪漫时光，更无心欣赏孟秋的月色，而是在苦苦盼着自家屋子里能凉快些，再凉快些。那是一间朝北的用木板搭成的棚屋，由于白天的烈日将屋内晒得如蒸笼一般，在里面待上片刻，便会汗流浃背。小夫妻俩就只得等到夜幕降临，利用自然风让室内温度降低后，再进屋休息。整个夏季，除了阴天下雨，他们每晚如此。
望着眼前破旧的棚屋，再想想结婚后的遭遇，顾巧娣的心中五味杂陈。她的婚房原本是一间狭小的茅屋，虽说简陋，毕竟还是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谁料临解放的时候，一场大火却将她的小屋付之一炬。慌乱之下，夫妇二人一时找不到栖身之处，竟在马路边露宿了三夜。那间冬不能避寒、夏不能遮阳的棚屋还是后来借钱租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工人居住的窝棚
顾巧娣的处境只是建国初期上海工人居住状况的一个缩影。这个旧上海遗留下来的城市问题使得无数个顾巧娣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要站在工人聚居区的制高点上，放眼望去，尽是连片的棚户与草房。那是一个无水无电，道路泥泞，秽气熏天，终日与附近工厂的烟尘和机器噪音为伴的世界。就算能幸运住进厂里提供的宿舍，多也是拥挤不堪。报章上曾有记载，一幢二楼三底的房屋内，竟住了500多女工。每张床铺分成上中下三层，每个铺位上要挤两个人。如果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现今的“群租”与之相较，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然而，顾巧娣或许并不知道，就在8月15日那天晚上，沪西曹杨新村旁的一处工地上却是一派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市人民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业部和市总工会正在那里隆重举行二万户工人住宅建筑工程开工庆祝大会。全市各大企业职工代表、工商界人士、各人民团体代表等5000余人汇聚于此，时任副市长方毅等市领导也莅临会场。按理说，开工庆典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但对于上海60余万产业工人而言，这场看似寻常的开工庆典却是有着里程碑般的意义，因为困扰他们许久的住房难题终于迎来了化解的曙光。
尽管建国之初，百废待举，财政拮据，但尽一切可能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广大工人的生活成为摆在市政府面前的一桩大事。1951年4月，在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陈毅市长的讲话掷地有声，他要求市政建设应“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会后，市有关方面即着手选择在中山北路以北、曹杨路以西建造成片的工人住宅区。翌年5月，可容纳1002户居民的48幢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全部落成。因地处曹杨路附近，定名曹杨新村。很快，杨富珍、裔式娟、陆阿狗等一批劳模在锣鼓喧天的欢庆声中搬进了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这或许就是建国后上海福利分房的肇始。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件事立刻在沪上引发巨大反响。曹杨新村成了那时上海最令人羡慕的地方。顾巧娣和厂里的姐妹们也都期盼着在那里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顾巧娣的梦想并不是天方夜谭。时任副市长的潘汉年在出席曹杨新村落成的庆祝会上就明确表示：“曹杨新村工人住宅的建造，只是兴建工人住宅的一个开端，政府将继续在沪东、沪西、南市等地建造更多的工房。”1952年4月，经中央批准，一项更大规模的住宅建设计划被提上市政府的议事日程。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指示，上海成立了市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任主任委员，副市长方毅、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为副主任委员。单从领导的配备上就不难看出，上海是下了很大决心来解决工人居住问题。该委员会设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规划建设二万户工人住宅。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二万户”的选址与房型设计着实令人费尽心思。就拿选择住宅基地来说，既要照顾工人每天上下班的便利，又要与工厂区间隔适当距离。曾山等带着工作人员多次进行实地勘察，最终敲定了位于市区边缘、与工业区保持一定距离，且交通较为便利的9处基地。它们即是日后的曹杨二至六村、甘泉一至三村、天山一村、日晖一村、长白一、二村、鞍山一、二村、控江一、二村和凤城一村等。至于房型，市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则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着手进行设计。委员会先是组织工人代表参观刚建成的曹杨新村，征求他们对新建住宅的意见；然后从华东建筑设计公司设计的十几种图样中选定一种，在曹杨新村基地先期建筑一幢样板房，再度邀请工人代表现场观摩，听取他们的建议。因而，“二万户”的诞生凝聚了工人的集体智慧。
▲鞍山新村的“二万户”
“二万户”住宅工程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当年除了市里的高层领导和少数工程规划设计人员外，估计很少有人说得清楚。从下面这组数据中，我们可略知一二。“二万户”的占地面积达4000余亩，几乎与那时的黄浦、老闸两区面积相当，可容纳近10万居民。住宅区铺筑的道路总长约145公里，差不多等于上海到无锡的直线距离。工程所需的50多万吨建材不仅取自华东各地，还远赴中南地区采购。如此浩大的工程，在上海历史上称之为“前无古人”毫不为过。
新房次第起 工人笑开颜
1953年5月底，眼瞧着盛夏即将来临，小棚屋里的“闷热生活”又将周而复始，顾巧娣不禁眉头紧锁。一日，正在车间忙碌的她被喊到了厂部办公室。一路上，小顾忐忑不安，左思右想，觉得自己没做错啥事。等进了办公室，听了领导的三言两语之后，她“腾”地一下从座椅上站了起来，还一个劲地问道：“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原来，厂里马上要分配一间住房给她，而且新房子就在曹杨新村里。突然之间喜从天降，顾巧娣真有点猝不及防。她没想到自己多年的奢望瞬间就变成了现实。
与曹杨新村首批建成的房屋主要分给劳模等先进人物有所不同，“二万户”的分配对象偏向于居住条件极差的工人家庭。幸运的顾巧娣夫妇与其他30多户就此成为曹杨新村二万户住宅的第一批居民，南洋兄弟烟厂芋叶车间工人何立元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的居住状况与顾巧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家境贫寒，他家五口人四处漂泊，住过臭水沟旁的茅草屋，也在化粪池上搭起的棚屋里安过家。当得知即将彻底告别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时，何立元激动不已，翘首期盼着早日乔迁新居。
而这时的“二万户”建筑工地上则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场面，1.3万余名建设者为了尽早实现上海广大工人“居者有其屋”的愿望，正挥汗如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在这些建设者当中还出现了人民子弟兵的身影。1952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五师、六师2万多官兵集体转业后，在上海集结，归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业部指挥。因而，筑造“二万户”成为这批解放军指战员在地方建设中打的“第一仗”。几乎就是在顾巧娣闻得喜讯的时候，成排的“二万户”已从昔日的遍地野草、水洼的荒地上崛起。
▲曹杨新村的“二万户”
1953年7月1日，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32周年纪念日，而这一天对顾巧娣来说也是终身难忘的日子。曹杨新村如同过年般热闹，处处可见彩旗飘扬，此起彼伏的锣鼓声回响在新村的每个角落，悬空的横幅提醒着人们，“二万户”的时代已经开启。在工友们的簇拥下，顾巧娣夫妇带着简单的家私用具，搬入了还散发着淡淡木料清香的“二万户”里。
▲甘泉新村的“二万户”
顾巧娣的新家是在曹杨五村148号2楼。进门后，她赶紧放下东西，将这座新宅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个仔细。这种住宅是二层立帖式砖木结构建筑，前部为二层，后部是一层披屋，前后平齐的房屋式样既节约土地，又节省材料。房间虽然不大，建筑面积大概在27平方米左右，但地上铺的是木地板，与白墙相衬，简约实用。她也注意到楼下住家是水泥地坪。推窗朝外望去，每排房屋的栋距有10米，房前屋后是一片片绿油油的草坪。隔壁家的几个孩子一见到这绒毯般的绿草地，立即欢喜地扑了过去，在草坪上打起滚来。再环顾左右，顾巧娣发现“二万户”是成排连片的，真有点一眼还望不到头的感觉。她粗略数了一下，一个门牌号内楼上楼下各有5户人家，以1到10室来作区分。尽管厨房、厕所和洗衣槽都集中在底楼，是5户合用的，可顾巧娣并不介意。有了新房就不用再受寒暑之苦，这才是最关键的。再者，厕所里装的是蹲坑，还省却了市区石库门弄堂里天天要倒马桶的烦恼。她还听说，这合用的建议是工人代表在参观曹杨一村（即曹杨新村最初建成的那1002套住房）时提出的。他们认为多户合用既可以节省建筑费用，也符合工人集体生活的习惯。
更让小顾欣喜的是，“二万户”的生活配套设施相当完备。9个住宅基地都配建了中小学、菜场、文化宫等公共设施。每个住宅基地内，每五六千户就划分成一个“村”，“村”里设有卫生所、托儿所、合作社、银行办事处、邮亭等。她足不出村，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其实，曹杨新村的“二万户”只占1953年全市竣工总量的约1/5。真正的“大户”是在杨浦、长白、控江、凤城和鞍山新村总共一万套的数量，占了二万户住宅的“半壁江山”。高有富是大杨浦的一名普通纺织技术工人，刚解放时，一家人住在河间路的“滚地龙”里。当他迁入“二万户”新房时，高兴得一连几天都夜不能寐，一股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激情在他的心里不停涌动，“我要努力工作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朴质的高有富是如此想，亦是如此做的。此后，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他每天早上6点进厂，一直干到午夜时分才回家。1954、1955年，高有富连续两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还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这就是“二万户”，一个时代造就的宠儿。“二万户”虽不奢华，但它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它给上海工人阶级带来的从未体验过的幸福感。或许这种幸福感更多是在于精神，而非物质层面，可这正是那个物质匮乏、生活条件艰苦的年代所需要的。从简陋的棚屋茅舍到青砖粉墙的楼房，类似顾巧娣、高有富们的故事，不由令人想起了杜甫的名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温馨而困顿的“二万户”
时光荏苒，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批迁居“二万户”的工人已从姑娘、小伙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曾经在绿化带里追逐嬉戏的孩童也步入不惑之年。然而，此时的“二万户”却依旧是建成时的那副模样。如果要说变化的话，那就是在经历数十年的风雨之后，“二万户”已然显得苍老、破败，不合时宜了。
此时的高有富早就退休了，辛勤工作了一辈子，本该能够颐养天年的他总觉得生活中缺了点什么似的，总也乐不起来。不为别的，为只为“二万户”带给他的烦恼。在不足30平方米的居室里最多的时候住着7口人，白天小辈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家里还算清静。一到夜晚，全家“蜗居”一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拥挤都快让人透不过气来。可毕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自家人就算因为地方小、磕磕绊绊而争吵几句，过会也就没事了。但有时候邻里之间的龃龉却是最令老高头痛的。
由于“二万户”是按照“坚固、合用、经济、迅速”的原则建造的，在当年户均人口较少的情况下，厨卫合用的布局还并不显得局促，其砖木结构的建筑标准也能为大伙接受。可是，时过境迁，5户人家合用的厨卫，好比“螺蛳壳里做道场”，关键时刻还能让人急得没了火气。楼上楼下共用的电表早就不堪重负，三天两头跳闸。老房子的渗水问题也日益严重。更有甚者，为了争夺公共部位，各家各户搭建起的阁楼、木屋也似雨后春笋般涌出。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中，谁又能时时刻刻保持一份冷静与风度呢？更何况，看着老邻居们接连搬走，老高的心中不免多了几许惆怅。
当然，“七十二家房客”一般的生活也并非一无是处。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二万户”里更多是邻里温情。搭把手照看一下双职工的子女，下雨天帮着隔壁人家收进晾在外面的衣物，或者是与邻居分享一下纯手工自制的馄饨、粽子，哪怕是围坐在一起拣菜、“嘎山胡”（聊天），也是一种简单的快乐。
曾几何时，“二万户”所在的地方还是大众文化的聚集地。记得曹杨六村“二万户”那一带有过一个旧书摊，因紧贴着曹杨路人行道，市口相当不错，生意自然也兴隆。笔者在学生时代每次经过那里，总会在书摊旁磨蹭半天，信手翻阅着五花八门的书刊杂志。虽然很少下单，但摊主却从不见怪，反因去的次数多了，彼此还成了熟人。穿过书摊，没走几步就是一片“二万户”。看书之余抬头朝“二万户”那望去，玩耍的儿童、晒太阳的老人、围着锅碗瓢盆忙碌的家庭主妇与上了“岁数”的那一排排老房子倒也构成了一张恬美的生活画卷。
“二万户”功成身退
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二万户”终究会结束自己的使命。从1987年起，顾巧娣居住过的曹杨五村成为全市“二万户”改造的试点。在拆除当地的“二万户”后，建起了几十幢多层和高层建筑。政府对其他暂未拆除的“二万户”也相继进行了改造。进入新世纪，“二万户”消失的进程愈发加快。2002年，杨浦区宣布彻底告别“二万户”时代。也就是在这一年，高有富家动迁了。一位记者就此总结道：“当年建造二万户是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献给工人群众的一份厚礼。如今拆除二万户又为人民群众送上一份厚礼。”
在时下的上海滩，“二万户”俨然已成历史名词。提起“二万户”，许多80后90后就像听故事一样，觉得新奇。尽管“二万户”的时代已经结束，但请不要忘却它，因为“二万户”曾是上辈人的骄傲，也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资料：曹杨新村村史馆
编辑：王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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